多乐游戏修仙：

  追踪周迅的思绪，如同追踪一颗划动的流星——她不习惯，也懒得为事情附上一个铿锵的核心意义。“人脑子里有多少念头，是想想就算了的？”她说完就笑了，而这个关于记录、关于创造、关于与一群摄影师再“玩儿”一次的念头，却没有湮灭。它从周迅的脑海中划过，落地成为“人生50”摄影师计划。

  最初的想法是，她将与七位风格迥异的摄影艺术家合作，透过七种视角，记录自己在五十岁这一年的不同切面。过去一年中，她与“他们”已陆续创作完成了一些作品，希望加入的创作者慢慢的变多，“七”这一个数字，非常有可能发生变化。尽管工作室已经“官宣”了，但是管他呢，人生本就是自由的。

  这并非一次常规的影像拍摄，它是跳脱角色的，褪去既定标签后，捕捉一种岁月沉淀后更为蓬勃、自在的生命力。透过这些瞬间，人们能看到一个人身上住着灵动与沉静并存的观察者，可以是精细雕琢的，也可以是追随本真的，一些看似矛盾的特质，可以安然同在，并彼此对话。

  这些照片会是什么模样？是精心构筑的主题，还是即兴的生活切片？周迅的答案是：“都有。”她随即提起自己的那本影像笔记《自在人间》，里面的照片恰好定义了某种迷人的中间状态。那并非纯粹的表演，也绝非私人的生活，它在“戏与戏的缝隙里”，在真实与虚构之间。

  “那几年我都在拍戏，带着妆容坐在那儿，可能在发呆，也可能在吃一碗面，或者我可能是在为《画皮》试妆，那一刻的我，是角色还是自己？你很难去区分，是重叠在一起的。”正是在这种模糊地带，在角色与自我的光影交汇处，最本真、最松弛的周迅，反而悄然浮现了。

  与新晋摄影师的合作中，面对年轻人不可避免的青涩，周迅的态度是全然开放的，显得通透而平和。“决定合作之前，你肯定已经有选择了。”她已经看过对方的作品，产生了喜欢与信任，“新人摄影师也好，新导演也好，合作之前你都有初步印象了，接下来的磨合，就是两种性格的磨合了”。

  周迅看重艺术上的碰撞，彼此循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创作，或是“矛盾着来”，做一场“混乱”的行为艺术，她都行。至于这些碰撞的结晶，这些模糊地带捕捉到的真实，将如何呈现给世人，会是一本书，还是一场摄影展？

  “我不知道。就先让想法冒出来，看看它会长成什么样。”对周迅而言，过程永远比结果更具吸引力。还没有发生的创作、还未登场的合作者，本就是惊喜的一部分。“就像开盲盒，我也不知道下一回到底谁拍我。”

  这套装满相纸的“盲盒”里，不全是新名字。一些来自过去的熟悉的光影，正等待被再次开启。“我想知道，互联网一代长大的小孩，他们脑子里面的想法都是怎样的？他们是怎么看我的？而那些曾经合作过的好久没见的老朋友，他们都觉得我又有什么新变化？这种感觉就像是回老家，见见你的老同学。”

  因为喜欢文艺，热爱舞蹈与唱歌，周迅初中毕业后便来到杭州，就读浙江艺术学校。1990年，摄影师钱豫强在校门口挑人拍挂历，一眼相中了“坐在中间、个子瘦小却眉眼灵动的女孩”。周迅说：“拍一张是十块钱，我能有生活费了，这是很应该做的一件事。所以说，我的人生跟拍照有关联。”“她的眼睛左顾右盼会说话。”钱豫强后来回忆，年仅十六岁的周迅展现出惊人的可塑性，“画上妆，她可以很纯净，也可以很妖艳，她的脸可以由着化妆师塑造。”此后两年，她的面容开始印刻在一张张畅销全国的挂历上，稿费从二三十元涨到五十元，坊间流传起“南周迅，北杨丽萍”的说法。

  在信息闭塞的年代，挂历是导演选演员的重要渠道。她的脸被导演谢铁骊捕捉到，受邀出演《古墓荒斋》。导演谢衍也循着挂历照片，请她出演《女儿红》。以周迅的天赋，假使没有挂历，她大概也会成为演员，只是不知机遇又在何方。“不知道机会会在啥地方，”周迅说，“反正生命它就这样呈现了”。

  周迅入行成为演员的年代，与国际时尚大刊涌入中国、本土时尚产业崛起同频，之后的三十几年，她立于奔腾的浪尖上。“我是和中国时尚摄影一起成长的，见证了最早一批摄影师的崛起，也见证了下一代新人的喷涌。大家都存在蓬勃的创作状态，每次拍杂志见了，都想着这次玩儿点什么。”

  再澎湃的乐章也有间歇。被长久地、高强度地注视，她也会感到疲惫。“你被拍多了，总有一段时间不想被拍了。拍照曾经关联我的生活费，后来是生活，有段时间拍得多了，我很排斥，但这种心态它是起伏的。”演员并非永远享受镜头，对“被观看”也有正常的情绪反应。

  正是这长达数十年的“爱憎交织”的纠缠，促成了《自在人间》的出版——周迅最初的动因，并非为了展示自己，而是给那些记录了她的摄影师朋友们一份集体的礼物与致敬。在书籍末尾，她郑重地列明了每一位摄影师的姓名和版权归属。这是她对那段交织着生活与工作、倦怠与热爱的漫长岁月，最温柔的总结。

  周迅离开杭州到北京发展的时候，摄影师钱豫强说过一句：“杭州还是太小了。”但周迅对杭州很有感情。只要有机会，她都会想办法在这里待几天。2007年她在横店拍完《画皮》，要经由杭州回北京，天空忽然下起大雪，机场关闭，哪儿都去不了。她在西湖一天看了“八遍”断桥残雪，因为当年雪灾严重，大家便决定去和市民一起铲雪。

  “我在杭州读过书，那里也是我的人生起点，感情是不一样的。”今年上半年，周迅回到杭州拍电影《初次尝到寂寞》。“其实是在富阳拍，那里是顾晓刚导演的家乡，他的作品都围绕着它。富阳也很美，是一种让人感到安逸的舒服。”湖畔有规模壮观、舞种纷繁的广场舞群体，大家各自放着音乐，声音此起彼伏。

  创作的一部分，也在这些广场舞群体间展开。这种创作方式，属于导演钟爱的长镜头美学，表演在时空中流淌，戏剧无缝地织入生活。

  随着另一部电影的开机，周迅离开热闹的日常烟火，来到西北戈壁，在青海工作期间，更像人与自然的直接对话。拍外景的时候，“风大到站不稳，满口是沙”，在高海拔地区，稍微走多了都伴着喘息。“我们在青海的道具老师，就是在杭州一起拍戏的老师，我都没认出来，一个个脸都蒙成那样。”她笑着用手比划着，满脸被包裹住只露出眼睛的样子。

  剧组去了一座小镇，非流动人口也就200多人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里有一个叫“外星人联络站”的地方，还有一间“天堂电影院”。“（电影院）很小。你想想，就一个200多人的小镇，电影院连个大礼堂都不算。”在拍片空余的时间，剧组的人还会相约去看电影，回想起来也是美好而特殊的经历。

  当风沙过大无法拍摄时，整个剧组，从导演开始，便发展出了一项独特的娱乐项目——捡石头。大家四散开来，在无垠的旷野中寻找那些带有颜色的、合自己眼缘的“宝贝”，尤以酒红色的石块为贵。周迅零零散散捡了不少漂亮石头，回来以后找到了年轻艺术家王宸，帮自己把捡拾来的石头制作成了项链。

  从剧组回到家中，她又一次直面生活。她开始练习游泳，每次下水都戴着耳机听音乐。“人在水里时，音乐声会变得很大，好像在一个大音箱里面。”她描述着被水流和旋律包裹的沉浸感。平时听歌，遇到不喜欢的就切走，现在游到一半也不能上岸切换，就坦然接受随机性，“放什么我都听”。

  过去那些年，她的节奏完全随着剧组流转。“白天拍戏，晚上熬夜，剧组给啥我吃啥。”如今，她要重新学习怎么样经营一日三餐，早饭吃什么、午饭吃什么这些小事，对她来说都是全新的。从工作在哪儿、我在哪儿的状态，重新找回对自己生命节奏的主导权。这也是周迅在五十岁时，为自己寻获的踏实而有趣味的自由。

  后面的日子里，“人生50”摄影师计划将接着来进行。但对周迅而言，50岁并非生理或心理上的转折，而是被社会与文化“输入”进大脑的传统概念。“人到了50岁又如何，50岁之前你怎么样，50岁后还怎么样。”她精准地用了“输入”，像在谈论一个被外部植入的程序。

  “为什么很多女性度过29岁时很难受，谁告诉你30岁就老了？如果大家从小接受的概念是30岁你会更美，那29岁你还痛苦吗？”她当然可以感觉到身体的客观变化，四十几岁头发更多地变白，人更容易疲惫，但她拒绝将生命进程与“你能做什么”或“你不能做什么”的枷锁捆绑在一起。

  “人生50”摄影计划，是一次温柔的主动重构。摄影师们会表达一个怎样的周迅，眼下还是未知，但五十岁可以是任何样子。可以是雀跃的，也可以是沉静的；可以一直奔跑，也可以休憩于田园。演员周迅的人生可能性，永远都不可能被任何一个数字限定。